• 感悟原生态的初心和使命

  • 发布日期:2019-08-09 02:3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初心和使命的温度,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抽象,更在于活生生的载体和灵魂。所以,让我们从当年初心和使命承载者的身上,去真实地感悟历史的温度吧。

  1921年7月23日,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。最后一天的会议(最新考证认为是8月3日)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。中国这艘红船,承载着初心和使命,在北京孕育,在上海制造,在南湖起航了。

  初心和使命的温度,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抽象,更在于活生生的载体和灵魂。所以,让我们从当年初心和使命承载者的身上,去真实地感悟历史的温度吧。

  初心,用现代语言可以作很多阐释,但顾名思义,从历史过程来看,就是党成立之初的心态、心志、心愿。

  那么,最初的建党者们,是怀着什么样的初心,走到中国的历史起点,参与了创建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呢?

  参加一大的代表,有的认为是12人,有的认为是13人。我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《中国历史》第一卷和《中国历史大事记》,都认定代表为13人。除此之外,还有两位共产国际代表。

  这15人中,有的没有去南湖,所以一般认为参加南湖会议的为10人,比上海少5人。

  代表中年龄最大的45岁,最小的19岁。30岁以下的9人。平均年龄28岁。

  李达,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、中国的重要创始人之一。曾三渡东瀛,放弃理科,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。五四期间,虽在日本,但在上海《民国日报》上发表多篇文章,为国内的爱国运动叫好,并介绍社会主义。同时,呕心沥血,翻译三部著作,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。1920年夏回国后,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早期组织。同时创办中国第一个党刊《》月刊。随后又直接负责筹备召开一大,对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  李汉俊,中共创建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、思想家之一。他早年就萌生救国救民的志向,曾表示:“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,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扬眉吐气而出力。”在留日期间,李汉俊受河上肇影响,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。为此,还放弃了最喜爱的数学。1918年年底回国后,仅仅在一年半时间里,就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文章和译文90多篇。1921年,参与筹备了一大,成为中国的重要创始人之一。

  山东代表王尽美,原名王瑞俊。参加一大回济南后,写下《肇在造化——赠友人》一诗:“贫富阶级见疆场,尽美尽善唯解放。潍水泥沙统入海,乔有麓下看沧桑。”根据这首诗,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尽美,意在追求社会的尽善尽美。王尽美1925年就因病去世,年仅27岁。1961年董必武在纪念王尽美的诗中说:“四十年前会上逢,南湖舟泛语从容。济南名士知多少,君与恩铭不老松。”

  所以,如果要说初心,对于一大代表来说,原生态的初心,首先是责任之心。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,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,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,博览群书,寻访世界,探求解救中国的道路和方式。一大代表就是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人。正是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感,推动他们走到了中国的历史起点。

  有责任之心,就有思考。经过寻找、思考和比较,这些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,这就有了最初的信念之心;有了信念,就为之而奋斗,就有了奋斗之心;所有的奋斗,归根结底为了谁?为了人民,为了民族,这就是为民之心。

  所以,用我们现在的语言,初心可以说很多很多。但如果要说原生态的初心,应该就是责任之心、信念之心、奋斗之心、为民之心。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目前国际普遍使用的车.,这与习总书记概括的初心和使命是一致的,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和表现。

  一大时,中国有多少党员呢?多年来,一直有53人、56人、57人等多种说法。《中国历史》第一卷和《中国历史大事记》均表述为:当时“代表着50多名党员”。

  浙江嘉兴有关部门和单位对《中国历史》第一卷中提及的59名成员加以梳理,逐个考证。除了搜集、查阅、辨析历史资料,还分赴山东、北京、广州、湖南、湖北、上海等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主要活动地和原籍家乡进行实地调研,搜集各地最新研究成果,逐条核实有关人员情况,整理出每一个人的生平,并以表格形式列出每一个人的姓名、年龄、文化程度、职业以及去向。剔除重复的,补充未列的,认定:在中国正式成立时,早期组织成员共有58人。

  201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《中国的九十年》,采用了58人之说。

  最初的58名党员,分布在四面八方,他们以共同的心愿和心志,创建中国,揭开了一个伟大历史进程的序幕。

  首先从学历来看,留学日本的18人,北京大学毕业的17人,其他大学的8人,中师、中学毕业的13人,另有2人文化程度稍低。

  从职业来看,担任教授、教师的17人,学生24人,报人(记者)、律师、职员等自由职业者10人,弃官不做的3人,工人4人。

  这58个人,基本上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。有的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,很多是五四运动前后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,还有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。他们大多数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。大部分人的职业是教师、记者或学生。总的来说,这些人的家境都不错,至少都不算太差。

  显然,这些人投身革命,参与建党,并不是迫于生计,也不是为了个人,当然也不是逼上梁山。而是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,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,从而创立了中国。

  陈独秀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、五四运动的总司令,是中国的早期主要领导人。他一生风雨,曲折坎坷,先后5次被捕入狱,监押时间累计5年以上。他对中国的作用众所周知,虽然犯了错误,被开除出党,但晚年蒋介石派胡宗南、戴笠前去探望,希望陈独秀与之合作,被陈拒绝,带去的礼物也坚辞不受。

  李大钊为创建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作为一名学识渊博、勇于开拓的学者,其道德、学问和思想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青年。1927年牺牲时年仅38岁。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就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。

  “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这58人中,后来牺牲、病逝的有22人;坚持到革命胜利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;因各种原因的有23人,其中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,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还有12人;被开除党籍的有10人,其中有些是不公正的;真正叛党的只有沈玄庐、张国焘2人;陈公博、周佛海、宋介3人是后沦为汉奸的。

  这些人后来的人生道路和结局,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,就是大浪淘沙。“淘沙”的结果,少数人淘汰,大多数人还是经受了考验。这样的结局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:确立初心不容易,坚持初心更不容易。

  如果要选一个始终贯穿和代表人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而奋斗的形象化标志,《国际歌》是典型的一个。

  《国际歌》,是1871年巴黎公社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,曾经做过第一国际、第二国际的会歌。作词欧仁·鲍狄埃,作曲比尔·狄盖特。

  1906年,《国际歌》正式传入俄国,为了便于传唱,翻译者只选用了其中三段。

  1912年,在鲍狄埃逝世25周年的时候,列宁撰文写道:“一个有觉悟的工人,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,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,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,言语不通,举目无亲,远离祖国,——他都可以凭《国际歌》的熟悉的曲调,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。”

  1923年,刚从苏联回国、时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新青年》《前锋》主编、《向导》编辑的瞿秋白,在北京满怀激情将《国际歌》翻译成中文。他也是选用了三段。其中的“国际”一词,曲谱很长,但汉字只有两个字,没法延续那么长时间。瞿秋白反复琢磨,改用音译“英特纳雄耐尔”一词,与曲调同步,马上好唱了。

  1924年6月,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。会议的最后一天,全体代表来到黄花岗烈士陵园,由瞿秋白、张太雷领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《国际歌》。在雄壮有力的《国际歌》声中,党的三大胜利闭幕。

  1931年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成立时,曾将《国际歌》作为《国歌》。至于我们现在唱的《国际歌》,则是1923年由萧山从俄文转译、陈乔年配歌的。1962年,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,对《国际歌》译文重新作了修订。

  《国际歌》不仅曲谱庄严、激昂,充满着气势和力量,而且歌词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。将近100年来,《国际歌》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历史进程,鼓舞着人坚持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的初心和使命。

  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,起来,全世界受苦的人,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,要为真理而斗争。”

  1929年8月,彭湃与战友们高声齐唱《国际歌》,呼喊着“中国万岁”的口号走向刑场,英勇就义。

  1935年6月,瞿秋白临刑前,沿途高唱《国际歌》《红军歌》,高呼“中国万岁”,饮弹洒血,从容就义。

  在今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“革命烈士殉难处”的花岗岩照壁上,分别用蒙、壮、维、藏、汉五种文字镌刻着《国际歌》和《国歌》。

  《国际歌》,是中国初心和使命的反映,也是中国一路为初心和使命奋斗的典型标志。

  中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过程中,逐渐形成了两大基本的革命斗争形式:一是在农村,建立根据地,从事武装斗争;二是在城市,主要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。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反抗统治或日本侵略者的斗争。

  由于城市环境非常严酷,在城市开展地下活动非常艰难,也具有很多的特殊性。但在党中央领导下,各个地区、各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,积极领导城市工作、开展地下活动,包括开展隐蔽战线的斗争,获取情报,输送物资、争取人心,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,极大地支持了农村的武装斗争,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  地下党的成员,有久经考验的革命家,有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党员骨干,也有满腔热血投身抗日和革命的青年学生。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区域、战线,从事或表面从事着不同的职业,从履历来看似乎是三教九流。但这恰恰是党的地下工作、秘密斗争的需要。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岗位和环境下,他们都有共同的信念、共同的期盼、共同的意志、共同的责任——建立一个民主、自由的新中国。虽然其中也出现过变节者、动摇者,但多数人都经受住了严峻斗争的考验,展示出崇高的革命品质。

 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,党的秘密斗争包括在隐蔽战线开展的工作不能公布,许多从事秘密工作同志的英勇事迹也很少得到褒扬,这是非常可惜的。所以,在可能的情况下,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宣传他们的事迹和贡献。

  赫赫有名的“中央特科”,就是开展秘密工作的重要组织。它于1927年11月由周恩来在上海建立。特科的勇士们神出鬼没,斗智斗勇,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安全保卫系统,派遣人员打入敌人的情报系统,叛徒特务内奸,搜集重要情报信息,虽然也出了顾顺章这样的大叛徒,但总的说来,还是为保护党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  解放战争时期,以陈修良为书记的南京市地下党组织,在核心区展开斗争,积极发动各种形式的人动,反对反动统治。在的国防部二厅、保密局二处、军统南京电台总站、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、美军顾问团、蒋介石的侍从室和专线接线员,以及海陆空军司令部,都安插了中共党员和眼线,搜集了大量情报,策反了很多要人。员潘嘉镇打入国防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家里做家庭教师,地下党的秘密材料竟然就藏在郑介民家里。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,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亲自冒险渡江,将获取的《京沪、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》《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》《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》等绝密情报,送交位于合肥的渡江司令部,为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发挥了特殊作用。

 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,许许多多的地下党员都是无名英雄。他们所做的工作大多不为人知,贡献也不便公开,有的还受过很多误解和委屈。因此,他们是不忘初心、履行使命的佼佼者,永远值得我们尊敬!

  初心和使命的温度,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抽象,更在于活生生的载体和灵魂。所以,让我们从当年初心和使命承载者的身上,去真实地感悟历史的温度吧。

  1921年7月23日,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。最后一天的会议(最新考证认为是8月3日)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。中国这艘红船,承载着初心和使命,在北京孕育,在上海制造,在南湖起航了。

  初心和使命的温度,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抽象,更在于活生生的载体和灵魂。所以,让我们从当年初心和使命承载者的身上,去真实地感悟历史的温度吧。

  初心,用现代语言可以作很多阐释,但顾名思义,从历史过程来看,就是党成立之初的心态、心志、心愿。

  那么,最初的建党者们,是怀着什么样的初心,走到中国的历史起点,参与了创建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呢?

  参加一大的代表,有的认为是12人,有的认为是13人。我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《中国历史》第一卷和《中国历史大事记》,都认定代表为13人。除此之外,还有两位共产国际代表。

  这15人中,有的没有去南湖,所以一般认为参加南湖会议的为10人,比上海少5人。

  代表中年龄最大的45岁,最小的19岁。30岁以下的9人。平均年龄28岁。

  李达,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、中国的重要创始人之一。曾三渡东瀛,放弃理科,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。五四期间,虽在日本,但在上海《民国日报》上发表多篇文章,为国内的爱国运动叫好,并介绍社会主义。同时,呕心沥血,翻译三部著作,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。1920年夏回国后,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早期组织。同时创办中国第一个党刊《》月刊。随后又直接负责筹备召开一大,对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  李汉俊,中共创建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、思想家之一。他早年就萌生救国救民的志向,曾表示:“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,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扬眉吐气而出力。”在留日期间,李汉俊受河上肇影响,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。为此,还放弃了最喜爱的数学。1918年年底回国后,仅仅在一年半时间里,就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文章和译文90多篇。1921年,参与筹备了一大,成为中国的重要创始人之一。

  山东代表王尽美,原名王瑞俊。参加一大回济南后,写下《肇在造化——赠友人》一诗:“贫富阶级见疆场,尽美尽善唯解放。潍水泥沙统入海,乔有麓下看沧桑。”根据这首诗,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尽美,意在追求社会的尽善尽美。王尽美1925年就因病去世,年仅27岁。1961年董必武在纪念王尽美的诗中说:“四十年前会上逢,南湖舟泛语从容。济南名士知多少,君与恩铭不老松。”

  所以,如果要说初心,对于一大代表来说,原生态的初心,首先是责任之心。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,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,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,博览群书,寻访世界,探求解救中国的道路和方式。一大代表就是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人。正是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感,推动他们走到了中国的历史起点。

  有责任之心,就有思考。经过寻找、思考和比较,这些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,这就有了最初的信念之心;有了信念,就为之而奋斗,就有了奋斗之心;所有的奋斗,归根结底为了谁?为了人民,为了民族,这就是为民之心。

  所以,用我们现在的语言,初心可以说很多很多。但如果要说原生态的初心,应该就是责任之心、信念之心、奋斗之心、为民之心。这与习总书记概括的初心和使命是一致的,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和表现。

  一大时,中国有多少党员呢?多年来,一直有53人、56人、57人等多种说法。《中国历史》第一卷和《中国历史大事记》均表述为:当时“代表着50多名党员”。

  浙江嘉兴有关部门和单位对《中国历史》第一卷中提及的59名成员加以梳理,逐个考证。除了搜集、查阅、辨析历史资料,还分赴山东、北京、广州、湖南、湖北、上海等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主要活动地和原籍家乡进行实地调研,搜集各地最新研究成果,逐条核实有关人员情况,整理出每一个人的生平,并以表格形式列出每一个人的姓名、年龄、文化程度、职业以及去向。剔除重复的,补充未列的,认定:在中国正式成立时,早期组织成员共有58人。

  201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《中国的九十年》,采用了58人之说。

  最初的58名党员,分布在四面八方,他们以共同的心愿和心志,创建中国,揭开了一个伟大历史进程的序幕。

  首先从学历来看,留学日本的18人,北京大学毕业的17人,其他大学的8人,中师、中学毕业的13人,另有2人文化程度稍低。

  从职业来看,担任教授、教师的17人,学生24人,报人(记者)、律师、职员等自由职业者10人,弃官不做的3人,工人4人。

  这58个人,基本上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。有的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,很多是五四运动前后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,还有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。他们大多数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。大部分人的职业是教师、记者或学生。总的来说,这些人的家境都不错,至少都不算太差。

  显然,这些人投身革命,参与建党,并不是迫于生计,也不是为了个人,当然也不是逼上梁山。而是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,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,从而创立了中国。

  陈独秀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、五四运动的总司令,是中国的早期主要领导人。他一生风雨,曲折坎坷,先后5次被捕入狱,监押时间累计5年以上。他对中国的作用众所周知,虽然犯了错误,被开除出党,但晚年蒋介石派胡宗南、戴笠前去探望,希望陈独秀与之合作,被陈拒绝,带去的礼物也坚辞不受。

  李大钊为创建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作为一名学识渊博、勇于开拓的学者,其道德、学问和思想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青年。1927年牺牲时年仅38岁。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就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。

  “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这58人中,后来牺牲、病逝的有22人;坚持到革命胜利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;因各种原因的有23人,其中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,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还有12人;被开除党籍的有10人,其中有些是不公正的;真正叛党的只有沈玄庐、张国焘2人;陈公博、周佛海、宋介3人是后沦为汉奸的。

  这些人后来的人生道路和结局,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,就是大浪淘沙。“淘沙”的结果,少数人淘汰,大多数人还是经受了考验。这样的结局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:确立初心不容易,坚持初心更不容易。

  如果要选一个始终贯穿和代表人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而奋斗的形象化标志,《国际歌》是典型的一个。

  《国际歌》,是1871年巴黎公社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,曾经做过第一国际、第二国际的会歌。作词欧仁·鲍狄埃,作曲比尔·狄盖特。

  1906年,《国际歌》正式传入俄国,为了便于传唱,翻译者只选用了其中三段。

  1912年,在鲍狄埃逝世25周年的时候,列宁撰文写道:“一个有觉悟的工人,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,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,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,言语不通,举目无亲,远离祖国,——他都可以凭《国际歌》的熟悉的曲调,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。”

  1923年,刚从苏联回国、时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新青年》《前锋》主编、《向导》编辑的瞿秋白,在北京满怀激情将《国际歌》翻译成中文。他也是选用了三段。其中的“国际”一词,曲谱很长,但汉字只有两个字,没法延续那么长时间。瞿秋白反复琢磨,改用音译“英特纳雄耐尔”一词,与曲调同步,马上好唱了。

  1924年6月,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。会议的最后一天,全体代表来到黄花岗烈士陵园,由瞿秋白、张太雷领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《国际歌》。在雄壮有力的《国际歌》声中,党的三大胜利闭幕。07899.com

  1931年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成立时,曾将《国际歌》作为《国歌》。至于我们现在唱的《国际歌》,则是1923年由萧山从俄文转译、陈乔年配歌的。1962年,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,对《国际歌》译文重新作了修订。

  《国际歌》不仅曲谱庄严、激昂,充满着气势和力量,而且歌词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。将近100年来,《国际歌》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历史进程,鼓舞着人坚持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的初心和使命。

  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,起来,全世界受苦的人,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,要为真理而斗争。”

  1929年8月,彭湃与战友们高声齐唱《国际歌》,呼喊着“中国万岁”的口号走向刑场,英勇就义。

  1935年6月,瞿秋白临刑前,沿途高唱《国际歌》《红军歌》,高呼“中国万岁”,饮弹洒血,从容就义。

  在今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“革命烈士殉难处”的花岗岩照壁上,分别用蒙、壮、维、藏、汉五种文字镌刻着《国际歌》和《国歌》。

  《国际歌》,是中国初心和使命的反映,也是中国一路为初心和使命奋斗的典型标志。

  中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过程中,逐渐形成了两大基本的革命斗争形式:一是在农村,建立根据地,从事武装斗争;二是在城市,主要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。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反抗统治或日本侵略者的斗争。

  由于城市环境非常严酷,在城市开展地下活动非常艰难,也具有很多的特殊性。但在党中央领导下,各个地区、各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,积极领导城市工作、开展地下活动,包括开展隐蔽战线的斗争,获取情报,输送物资、争取人心,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,极大地支持了农村的武装斗争,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  地下党的成员,有久经考验的革命家,有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党员骨干,也有满腔热血投身抗日和革命的青年学生。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区域、战线,从事或表面从事着不同的职业,从履历来看似乎是三教九流。但这恰恰是党的地下工作、秘密斗争的需要。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岗位和环境下,他们都有共同的信念、共同的期盼、共同的意志、共同的责任——建立一个民主、自由的新中国。虽然其中也出现过变节者、动摇者,但多数人都经受住了严峻斗争的考验,展示出崇高的革命品质。

 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,党的秘密斗争包括在隐蔽战线开展的工作不能公布,许多从事秘密工作同志的英勇事迹也很少得到褒扬,这是非常可惜的。所以,在可能的情况下,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宣传他们的事迹和贡献。

  赫赫有名的“中央特科”,就是开展秘密工作的重要组织。它于1927年11月由周恩来在上海建立。特科的勇士们神出鬼没,斗智斗勇,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安全保卫系统,派遣人员打入敌人的情报系统,叛徒特务内奸,搜集重要情报信息,虽然也出了顾顺章这样的大叛徒,但总的说来,还是为保护党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  解放战争时期,以陈修良为书记的南京市地下党组织,在核心区展开斗争,积极发动各种形式的人动,反对反动统治。在的国防部二厅、保密局二处、军统南京电台总站、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、美军顾问团、蒋介石的侍从室和专线接线员,以及海陆空军司令部,都安插了中共党员和眼线,搜集了大量情报,策反了很多要人。员潘嘉镇打入国防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家里做家庭教师,地下党的秘密材料竟然就藏在郑介民家里。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,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亲自冒险渡江,将获取的《京沪、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》《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》《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》等绝密情报,送交位于合肥的渡江司令部,为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发挥了特殊作用。

 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,许许多多的地下党员都是无名英雄。他们所做的工作大多不为人知,贡献也不便公开,有的还受过很多误解和委屈。因此,他们是不忘初心、履行使命的佼佼者,永远值得我们尊敬!